户口，安万民。但这还是小农思想，主张平均分配土地政策。到了明朝徐光启时候，依然是移民西北这样的让人能有地耕种的思想。
到了清代，人口问题更加严重，关心人口问题的学者更多。跟马尔萨斯同时代的学者洪亮吉已经开始用数学方法来表达观点了，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治平篇》中提出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这是首次开始提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的一种理论，“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感叹“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担心兼并现象，“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洪亮吉发表的政论，跟中国古代文人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数字不够严禁，喜用十百数千等词，没有数字化对比，还有就是只提出问题，往往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洪亮吉之后，1814年，出生在大周时代的学者汪士铎也关心这些问题，他提出“天地之力穷矣”表达了中国土地已经开发到了极限，但人口依然继续增长“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忧虑人口过剩“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
他的这些理论，依然没有高过洪亮吉，但他提出了解决办法。汪士铎这个家伙是一个奇葩，他的理论十分特殊，提出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非常狠辣，提出官府应该采取强制溺婴，“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强制晚婚，采取“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等政策。限制生育，提出“广施不生育之方药”，让生了一个孩子的妇女禁止生育，“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对违反规定的，“违者斩决”！
这些理论被周琅代表的政治力量所利用，将中国地力已到尽头，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人民的危机感四处散布，目的则是为了给加入世界战争寻找理论依据。告诉国人打仗是为子孙争土地，今日不争，明日就得饿死，今人不争，后人就得饿死。
汪士铎还有重商的思想，但他还是站在最高的角度来看待商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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