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争取到了更高的执政自由，官府几乎可以做以前能做的任何事情，事后只需要向议会进行解释即可，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
这并不是周琅有意打造的制度，而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只能说中国的议会还不太懂得如何跟政府博弈，或者说在使用权力的方式上，政府里那群精英更擅长。
议会斗争依然激烈，但议会变得有序，斗争的双方都不是多数派，商会和工会势力，依然比不上士绅力量，士绅议员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此议会一直是士绅主导，不过工会代表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会力量。
自然利益关系，依托同乡会组织工人的商会，渐渐在对工人的影响力上，比不上工会，工会也渗透进入了商会旗下的工厂，甚至主要的工会成员就是是参与商会的工厂主的工人。商会控制的宗族性质的同乡会工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城市工人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工会管理的工团资本运行开始出现问题，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开始出现经营问题。工会领袖的腐敗问题频发，工会资产的管理效率低下。有好领导的工会资产，将大量利润用来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给工会成员发福利，却忽视了改善生产条件，机器设备陈旧，工团资本的工人工作也很是问题，由于工团不怎么开除工人，工人的工作压力不大，很多人消极怠工。
这些人类自身的劣根性，让看起来很美的工团资本发展受阻，债台高筑，不断破产。
有一些偏激的工会势力，希望为工团资本争取更有利的政策，他们要求政府给予工团资本减税，理由是工团资本是对工人最好的，但这遭到了商会的强硬反对，士绅势力也不支持他们，认为这不合理。没道理因为工人懒惰，管理不良造成的损失，让官府来买单。
因为这些问题，时不时发生摆工，城市生活越来越有吸引力，但城市秩序，也越来越让人头痛。不过一切都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也说明城市社会开始成熟起来。
只是工团资本、摆工无度，让中国的工业竞争力开始下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再也找不到了。工人工资在一次次摆工中不断提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成为世界最高工资水平之一，在中国境内，仅次于美洲西岸的月薪30贯，平均月薪高达18贯钱以上。中部地区的工资较低，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不到，西部地区只有三分之一，可是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并不顺利，因为这里依然有麻烦的工会势力。
这些问题导致大量企业宁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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