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干渠，而乡村地主组织修建和管理支渠，建立了覆盖整个公司印度的水利设施，由于印度的水资源相对丰富，结果开垦出来的耕地基本上都能保证灌溉。
如果说英属印度没有水利工程，那对英国人不公平。英国同样也建立了大量水利工程，不同的是，大型干渠有的是政府建立的，更多的是采用商业公司形势建立的，这些商业公司建立的水利工程是要盈利的，因此这不是福利工程，开闸放水是要收钱的。这导致英属印度的水利工程大多被一些经营良好，资本雄厚的商业化种植园使用，这些种植园也是采用商业公司运作，也是要盈利的。而穷苦老百姓和自耕农，往往只能靠天吃饭。这让自耕农和小地主不时破产，土地兼并严重。
由于建设水利工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因此英属印度的水利工程主要是修建在那些开挖成本低，灌溉容易的地区，规模也不小，可是覆盖率低。而公司印度继承中国的农业文化，并没有将水利设施看作是一种经营手段，有些渠道开挖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甚至是赔钱，每年需要税收来补贴。
总的来说，非洲公司对印度农村的管理，相对经济效益低，但产出分配更平均。
所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最后造成的结果差异非常大。
行政上度过初期改革的阵痛后，公司投入行政的管理成本反而大幅度下降，皇权不下乡本就是一种低成本统治方式；农业上的抑制兼并、限制地租等等，让最广大的农民过着穷苦但平均的生活。
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印度统治区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英属印度。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双方的生育和死亡率其实差不多，但一旦经济危机或者粮食歉收，公司印度的政府会实施救灾、赈济等传统政策。而英属印度，由于经济作物比例太高，很容易发生饥荒，饥荒发生之后，英属印度即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饥荒的办法，政府也缺乏救灾、赈灾的动机。爱尔兰发生饥荒的时候，英国女王尚且不救济，更何况印度人呢。
所以一次一次的饥荒，动辄夺走上千万人的性命，这种情况下，英属印度的人口始终增长不起来。
不同的管理方式，不但让公司印度跟英属印度的人口增长形势不同，也让公司印度跟英属印度调动统治区资源的能力千差万别。平时确实是英属印度榨取的资源更多一些，可是到了战时，英属印度却很难高效动员统治区的人力物力，一方面是他们平时的榨取几乎就是极限，增长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组织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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