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崇祯的主要意思是不许卖米，如果真有特别困难的蒙古人求上门来，在做好统计的基础上，可以按照人头进行交换。
旨意中申明了违反规定卖粮有严重后果——以通敌罪论处。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崇焕打了擦边球，将并不富余的粮食卖给了蒙古人，在稍后的己巳之变中，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支蒙古部族，人们认为袁崇焕卖给蒙古人的粮食，在己巳事变中为后金的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袁崇焕的卖米行为，有“资盗”的嫌疑。
也许有人会说，袁崇焕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分寸确实很难把握，超过一点也是难免的。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如果我是袁崇焕的话，我会这么考虑：卖米的“度”很难把握，而且冒着“通夷罪论处（这是杀头之罪）”的风险，我是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袁崇焕的奇怪之处就在于他愿意冒着杀头和养敌的风险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袁崇焕卖米不是大错的话，那么买米的人后来成了后金入寇的向导，就难辞其咎了。
纵观上述七件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袁崇焕的大胆行为可以归纳为：
一、对武将，十分蔑视。杜应魁这样的小将自不必说，为了立威，杀之如杀一狗，既不请示又不汇报。满桂战功卓著，且品秩高于袁崇焕，但是在以文抑武的制度下，得罪了袁崇焕，他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后来不得不远走大同。毛文龙虽然有点桀敖不驯，但是牵制后金的作用无人可替，他屡立微功，且有尚方宝剑护身，袁崇焕照杀不误。满桂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不远走大同的话，很可能也会死得很难看。
二、对上级，完全不放在眼里。县官不如现管，与上级搞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许多人为此不惜溜须拍马，如果与顶头上司闹矛盾，那你就死定了。尤其是在部队，军令如山倒，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有意见也要暂时保留。然而袁崇焕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上级的观点和他一致，他就会听命，如果上级的指示和他的意见相左，那么上级的指示连个屁都不如。王在晋主张建设山海重关，袁崇焕不同意，于是他直接上书内阁首辅，表达反对意见。高第判断后金要来抢粮，命令前线撤退，实行坚壁清野，袁崇焕拒不执行军令，结果造成巨大损失。
三、对皇帝，连忽悠带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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