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
下葬那天没有棺材，用草席裹着埋了。
我在坟前跪了一夜，没哭。
眼泪在佤邦是奢侈品，你得有东西才流得起。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戾气和恨意。
父亲在我十四岁时彻底疯了。
他把最后一点理智也吸进了烟枪里，开始认为我是来讨债的鬼魂。
他打我时不再骂人，只是喃喃自语，说要把鬼赶出去。
有一次他用砍柴刀背劈我的头，血糊住了我的左眼。
幸好没瞎。
不然我还怎么长大。
我在十五岁那年离开了家。
走之前，我去看了父亲的烟友，那个打断他腿的毒贩。
我在他的水缸里下了整整一包老鼠药。
三天后，寨子里传出他暴毙的消息。
我没回去看父亲，他没了供货人，会比死更难受。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份孝心。
1997年，我十七岁，已经在边境线上活了三年。
偷渡、跑腿、当眼线，什么都干。
我学会了用刀，学会了在夜色里走路不出声，学会了辨别二十种不同的毒品纯度。
我见过八岁的孩子被注射海洛因，见过怀孕的女人用身体运毒，见过老人为了孙子的药钱吞下五十个毒品胶囊。
佤邦的每一寸土地都浸着毒液，每个人都在腐烂，只是速度不同。
然后1998年的雨季，我遇到了何小东。
那是在勐波镇的一个废弃寺庙里，我们七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有人提议抢一次毒贩的运输车，有人说不如直接投靠政府军。
“吵什么。”
声音从门口传来。一个男人靠在门框上，浑身湿透，雨水顺着他的短发往下淌。
他看起来又老又狂暴！
但我总感觉，这小子比我大不了多少。
这个人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佤邦人眼里常见的麻木或疯狂，而是一种清醒的锐利，在这片地区，我很难见到这种人，这种总是昂扬到极致的眼神。
这个小子，很不错。
“抢一次车能怎样？够你们吃个把月，然后呢？”
他走进来，雨水在布满灰尘的地上印出脚印，“投靠政府军？他们和毒贩穿一条裤子，你们不知道？”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
我的手按在腰后的刀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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