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慢悠悠地裹住了马伏山。山风穿过清流学校的槐树林,带着松针的湿凉,刮得教室窗户上的玻璃轻轻发响。我坐在宿舍的木桌前,指尖刚触到信纸,鼻尖就钻进了隔壁食堂飘来的菜香——下午放学后在私人食堂吃的第三顿晚饭还堵在胃里,是腊肉炒蒜苗的油润,混着米汤的稠厚,此刻竟又隐隐泛起了暖意。
桌角的煤油灯芯挑得细细的,橘黄色的光团里,浮着几粒飞虫。我先拿起给毛珍的信封,笔尖悬了半天,才落下“毛珍你好”四个字。纸页上的字迹有些发颤,就像我此刻的心思——开学后教务处的工作堆成了山,整理新生档案、安排课程表、核对教具清单,连喝口水的功夫都要挤,哪有精力细细诉说那些藏在心底的话?只能匆匆写了几句“开学事务繁杂,简复勿怪”,又补了句“待忙过这阵,再与你细说”,便匆匆封了口。
指尖摩挲着信封上毛珍清秀的字迹,忽然想起她送我离开广州前,送来的那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愿你在马伏山的月光里,寻到心安”。我轻轻叹了口气,将信封放到一边,又拿起给杨媚的信纸。
给杨媚的信,我写了又改,改了又撕,最后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纸。我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封信了——自从我回到马伏山,她的回信越来越慢,字迹也从最初的娟秀变得潦草,最后一封信里只写了“山高水远,各自珍重”六个字。我握着笔,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就像心里那片渐渐黯淡的光。“杨媚,”我终于写下开头,“我在马伏山一切安好,学校的工作虽忙,却也踏实。你在深圳的日子,想必也有自己的精彩。往后,若你我再无回音,便祝彼此前程似锦,各自安好。”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将信纸折了三折,塞进信封,指尖却像粘了胶水似的,迟迟不愿封口。窗外的山风更紧了,槐树叶的沙沙声里,竟夹杂着几声轻轻的呼唤——“陈老师,陈老师”。
是朱玲的声音,从楼顶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下午在私人食堂吃了顿晚饭,这才刚回到宿舍,朱玲怎么又喊我?难道是又要叫我上楼加吃一顿?
我揉了揉圆滚滚的肚子,苦笑了一声。朱玲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从她父亲的籍贯看,也是我的同乡,她爷爷的家以前就住在马伏山南麓的张家村,跟老向校长同一个村。自从我回到清流学校,她就对我格外照顾——知道我刚从广州回来,吃不惯学校食堂的粗茶淡饭,总时不时地叫我上楼享用她做的晚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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