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部门的规划和审批。
我们在核查中，如何界定哪些是‘不规范操作’，哪些是经过上级同意或默许的‘特殊安排’？
这里面的界限很模糊，操作起来难度极大，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冲突。”
检察院检察长王振涛从法律角度提出疑问：“跨省核查，涉及管辖权限问题。如果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是按属地原则移交当地，还是由我们牵头协调？
取证难度和协调成本都会非常高。而且，这类企业往往有强大的法务团队，反调查意识很强。”
高院院长李国华则更关注程序：“如果最终需要司法介入，这类案件往往极其复杂，证据链条要求极高，审理周期会非常长，社会影响也巨大。
前期摸底必须极其扎实，法律适用要格外精准。”
公安厅长徐昌明一直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眼神锐利。
等几位经济口的领导说完，他才沉声道：“如果确实存在违法犯罪，不管涉及到谁，有什么背景，该查就得查。
但就像各位说的，难度在于，如何在不打草惊蛇、不引发剧烈震荡的前提下，拿到真实可靠的证据。
这需要非常规的侦查思路和高度保密的行动部署。”
李毅飞安静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没有打断。
他知道，这些担忧和困难都是实实在在的。
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李毅飞才缓缓开口：“各位提出的问题，都很关键，也正是这项任务的难点所在。
京城之所以把任务交给我们，而不是直接由部委或更高层级机关出手，看中的或许就是我们相对超脱的地方视角，以及……”他顿了顿，“以及我们在处理铜山这类复杂问题时，展现出的那种‘在约束条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毅飞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变得深邃：“孙主任、周主任的担心，我完全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前提。
所以，我们的摸底核查，绝不能搞成简单的‘查账’、‘抓人’，更不能搞运动式执法，冲击正常生产经营。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理清问题，规范秩序，促进健康发展’。
要区分性质，对历史遗留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重在规范整改，建立防火墙；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个别行为和利益链条，则要坚决剥离，依法处置。”
“具体方法上，”李毅飞继续道，“我初步考虑，成立一个精干的‘调研组’，名义上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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