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对西门菜市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又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普通清晨。阳光吝啬地照亮市场入口那片小小的空地，空气中混杂着鱼腥味、腐烂蔬菜的酸味和劣质香烟的呛人味道。
王文彪的手下飞机头和刀疤脸像两只巡视领地的秃鹫准时出现。他们用高高在上的轻蔑眼神扫过每个摊位，熟练地从这些被驯服的“绵羊“身上割下今天需要的“羊毛“。
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然而对市场的某几个角落来说，今天的太阳却和昨天截然不同。
当飞机头吊儿郎当地走到王大妈的豆腐摊前，习惯性伸出手说出“王大妈，该交钱了“时，王大妈脸上依旧堆满谦卑畏惧的笑容。她唯唯诺诺地从那缝了又缝的钱袋里数出五张皱巴巴的一元钱双手递过去：“小飞哥，您辛苦。“
飞机头满意地接过钱揣进兜里，又像往常一样顺手拿走两块最嫩的豆腐，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在周围人看来，这只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正常一幕。但没人看到，在王大妈沾满豆渣的围裙口袋里，她的右手正死死攥着一截指节长短的小铅笔头。
铅笔头硌得她手心生疼。心跳像擂鼓，甚至能听到血管里血液“嗡嗡“流动的声音。她怕得浑身冒冷汗，生怕飞机头突然回头发现口袋里的“凶器“，然后像对待李谨诚那样将她的摊子彻底掀翻。
直到飞机头身影彻底消失在市场拐角，王大妈才像虚脱般靠在身后板车上大口喘气。后背已被冷汗湿透。
原来记录比反抗更需要勇气。因为反抗是一瞬间的血气上涌，而记录却是要将恐惧和仇恨日复一日刻进自己的骨头里。
那天晚上回到十平米昏暗潮湿的小屋后，王大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倒头就睡。她反锁上门拉上窗帘，从床底拖出上锁的小木箱。
箱子里是她和早逝丈夫的结婚证，以及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所有奖状。这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而今天，箱子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巴掌大小牛皮纸封面的崭新笔记本。这是昨晚李谨诚悄悄塞给她的。
王大妈点亮昏黄的十五瓦台灯，颤抖着手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笔，在纸上划了好几道才终于写下第一行字。字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
“十一月五日，晴。飞机头收'卫生费'五块。拿走豆腐两块没给钱。“
写完这行字，王大妈像用尽全身力气。她趴在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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