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依然高昂的年代，这种超然、貌似公正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非理性，是对人民仍在为生存而搏命的一种背叛。
但是，陈朝阳的思绪又来到了许多年后，看到了田墨轩的结局，那个在北大荒劳改农场的风雪中，坚持“不认罪、不自杀、不连累他人”的倔强老者。
看到了他死后将御寒衣物留给其他犯人，认为“人死便不需要外物”的那份最后的洒脱与尊严。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田墨轩并非投机小人，更非贪生怕死之徒。
他有他的信仰，一种基于传统士大夫气节和抽象人道主义的信仰。
他的“错”，不在于个人品德的卑劣，而在于思想的致命脱节。
“他是一个被困在旧时代范式里的‘好人’，一个用前朝的剑，来斩本朝官’的悲剧文人。”
田墨轩是一个试图用静态书斋里的“仁义”、“民生”标准，去衡量和框定一个正处于动态，你死我活的革命建国与地缘博弈过程中的国家。
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却看不到不战争的亡国灭种之危；
他看到了盟友的伪善，却看不到利用这伪善争取喘息时间的极端必要性。
他天真地认为，真理可以脱离力量而存在，道义可以绕过残酷的斗争来实现。
他不懂得，在虎狼环伺的世界里，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首先要靠铁与血来争取，然后才有资格去谈论更美好的理想。
他的“理性”因为脱离了这片土地的残酷现实，而变成了最危险的“天真”。
他的文人风骨是真实的，这让他能在北大荒坚持“三不原则”，能从容面对死亡并展现最后的仁慈。
但这风骨，也铸就了他的固执，使他无法完成思想的真正蜕变，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秉持的“普世价值”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会成为致命的毒药。
所以，在陈朝阳眼中，田墨轩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一个爱国者，却在客观上帮了敌人的忙；
一个有风骨的人，却因思想的滞后而成了时代的阻碍；
一个值得敬佩的个体，却必须作为不稳定因素被清除。
处理他，是政治上的必须。
无论是为了保护战略大局，还是为了避免他未来遭遇更残酷的冲击，让他提前“安静”下来，都是一种带着冷酷理性的“保护”。
陈朝阳目光再次落在地图上。
他同情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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