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西北这边儿气温降的快，不到12月就下起一片片的鹅毛大雪。
路遥抽着一支“恭贺新禧”，哆哆嗦嗦进到《延河》编辑部屋里，抖擞抖擞身上的雪，冻得麻木的手，放在煤炉上一烘，这才恢复一丝知觉。
“这天真够冷的。”
“还没到最冷那阵儿呢。”
“看报纸了没？”
“咋了？”
“那谁，日涅夫那老小子死了。”
“谁？”
“勋宗！”
“哦，他啊，咋死的？”
“心脏病。”
“害，这老头儿身上就有病，之前报纸不是老说么，说他在国外演讲到半路的时候，经常犯傻，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了，连为什么来都不知道。”
“还有这事儿呢？”
编辑部你一言、我一语的热议着，毛熊这么个庞然大物，忽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太大了。
而国际局势偏偏又是老爷们最喜欢谈的东西，这一指点江山，嘴就刹不住闸。
路遥这个时候一般不参与进去，他默默的坐到自己桌前，准备看会儿稿子。
别忘了，他不仅是作者，也是《延河》这部省级期刊的编辑。
他先是写一张通知单，给稿子刚发表的一名作者寄过去，稿费一共35元。
“写信呢？”收发室的同志过来看了一眼。
“嗯，寄稿酬单。”
“35？真不少呐。”收发室的同志忍不住感叹，“你说一眨眼，这才几年，领稿费都是作家们的习惯了，早几年前，稿费，这谁敢想呐。”
这话惹得不少编辑们赞同。
遥想几年前，稿酬制度刚得到恢复的时候，谁敢想稿酬这种东西。
编辑徐剑铭回忆道：“我现在都记得，那会我收到出版社的一张通知单，让我到财务科去领稿费35元，那是我发表一个相声的酬劳。
我一拿到手，就去找了陈忠实，陈忠实那会领着一群农民在河滩上战天斗地学大寨，见我来了，就招呼我到家里喝水。
那会陈忠实家里穷的连茶叶也没有。
我俩在炕上坐下，他爱人就说起了老陈：‘整天舞墨弄文顶个屁用，给客人连把椅子都没有，连点茶都没有。’
我现在都记得那景象，我从口袋里掏出稿费通知单给老陈的爱人：‘嫂子呀，从前是白写，往后有稿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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