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的初秋，暑气未消，长安朝堂却已提前感受到一丝山雨欲来的肃杀。《洛阳诸仓分储及监管条陈》的草案，在秦王府核心圈子的反复推敲和杨军的精心完善下，终于成形。这份草案以“确保储粮安全、便利国家调用、兼顾地方民生”为宗旨，避开了直接与东宫冲突的锋芒，却字字句句都在为分割东宫对洛阳粮储的垄断铺路。
草案核心有三：一，设立“洛阳诸仓监管使”一员，由朝廷（尚书省）直接委派，秩比五品，常驻洛阳，总揽诸仓存储、调配、修缮、护卫事宜，直接对户部、兵部负责，地方州县仅协理供给、治安等辅助事务；二，将拟储备的百万石粮秣，分储于洛阳周边的河阴仓（黄河与洛水交汇处，漕运枢纽）、柏崖仓（洛阳城北险要山地）、洛口仓（洛阳东门户，水陆要冲）三处，形成犄角之势，既分散风险，又利于快速转运；三，监管使下辖一支五百人的“仓城巡护兵”，从关中府兵或洛阳驻军中抽调精锐组成，专司仓城守卫，不受地方调遣。
草案通过房玄龄等人的运作，以及部分非东宫嫡系、出于公心或平衡考虑官员的支持，被正式提交至尚书省审议。一时间，朝野瞩目。
东宫的反应比预想中更为激烈。太子李建成在朝会上虽未直接反对，但其属官纷纷质疑：监管使权力过大，有侵夺地方之嫌；分储三地徒增管理成本与风险；专设巡护兵更是开“军权私设”之恶例。他们坚持认为，洛阳储粮乃地方政务，由洛阳留守府全权负责即可，朝廷只需规定数额，不必插手具体管理。
双方在朝堂上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李渊的态度依旧暧昧，令尚书省“集议详考”，实则将皮球踢给了以裴寂为首的宰相班子。
就在这僵持不下之际，杨军埋下的“钉子”开始发挥作用。数份通过不同渠道、但都指向明确的“密报”被悄然送入长安，送达部分御史、给事中乃至宰相案头。这些信息并非直接攻击东宫，而是“客观反映”洛阳现状：留守官员与地方大族因储粮占地、征购价格矛盾激化，几起小规模冲突已致民怨；市面上粮价因官商联手收购而异常波动，小民恐慌；甚至有传闻，有豪强勾结仓吏，意图在储粮过程中以次充好、虚报损耗……矛头直指洛阳留守府管理混乱、能力不足、易生弊窦。
这些信息真伪混杂，但都切中要害，且来源看似“偶然”（如往来客商抱怨、驿站耳闻、地方小吏匿名举报等），让人难以追查。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东宫所宣称的“储粮备荒、利国利民”形成了鲜明反差，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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