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出院那天，没有人来接她。
不是没人来，是她没让。她提前一天给公司发了通知，说苏总明天出院，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违者扣绩效。通知发出去之后，行政部的老赵回了一条语音，声音委屈得像一只被踢了食盆的狗：“苏总，我们就想来接您一下，您看这……”苏砚回了两个字：不用。
她拎着一个帆布包走出住院部大楼的时候，太阳刚好从云层里钻出来。秋天的太阳不毒，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像有人拿吹风机隔着衣服在吹。她站在台阶上眯起眼睛，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没有消毒水的味道。空气里有桂花香，有汽车尾气，有门口煎饼摊飘过来的酱料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不算好闻，但真实。
真实的东西，再不好闻也让人踏实。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台阶下面。车窗落下来，陆时衍坐在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杯咖啡。他把咖啡递出窗外：“上车。”
苏砚没动。“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院？”
“薛紫英告诉我的。”
“她怎么知道的？”
“她怎么知道的，你比我清楚。”陆时衍把咖啡往前递了递，“你昨天晚上给她发过消息。”
苏砚接过咖啡，喝了一口。美式，不加糖，苦得她皱了一下眉头。她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把帆布包扔在后座上。帆布包的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滑出来一半——一份文件，一支钢笔，一包纸巾，还有半块用锡纸包着的烤红薯。
陆时衍从后视镜里看见了那半块红薯，没说话。
车开动了。医院的灰色大楼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拐过一个弯，彻底看不见了。苏砚一直侧着头看窗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记住沿途每一棵树的样子。
“薛紫英给你的那一页证据，上面的名字，我查了。”陆时衍先开了口。
苏砚转过头来。
“沈寒舟。五十七岁，原振华资本的合伙人，十年前忽然从金融圈消失。有人说他移民了，有人说他死了，还有人说他换了身份在国内待着。”陆时衍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我托出入境的朋友查过，没有他的出境记录。死了也查不到，火葬场和墓园都没有他的记录。”
“那就是第三种可能。换了身份，还在国内。”
“换了身份的人，最难找。”陆时衍说，“名字可以换，身份证号可以换，脸可以整，连声音都可以做手术改变。唯一换不了的，是习惯。”
苏砚等着他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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