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站在法院档案室门口，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档案室的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姓邢，在这栋楼里干了三十年，见过的法官比律师还多。她慢悠悠地翻着登记簿，时不时停下来喝一口搪瓷杯里的茶，茶叶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茉莉花茶，泡了三道还有味道——不是因为茶叶好，是因为她每次只放一小撮，一袋能喝一个月。
“陆律师，你要的这份案卷，十年前的，归档的时候出了点岔子，编号和实际存放位置对不上。”邢姨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着他，“要不你下午再来？”
“我等。”陆时衍说。
邢姨看了他一眼，没再劝。她见过太多律师——急的、不急的、真急假不急的。陆时衍属于那种真急但能等的人。这种人最难对付，因为他不会走。她把登记簿翻到下一页，继续找。
陆时衍靠在墙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苏砚发了条消息：拿到了？
他回了两个字：在等。
苏砚又发了一条：薛紫英昨晚没睡，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陆时衍看着这条消息，拇指在屏幕上方悬了几秒，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回。他把手机揣回裤兜，继续靠在墙上等。走廊里很安静，只有邢姨翻纸页的沙沙声和她偶尔吹开茶末的呼气声。墙上挂着一排老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这栋楼刚建成时的样子——那时候法院还没搬到新城区，门口种着两排法国梧桐，树干只有胳膊粗。现在那些梧桐已经长到合抱粗，树冠把整条街都遮住了。
树长大了，人也是。
“找到了。”邢姨忽然开口，“编号归档的时候写错了一位，3写成了8。搁这儿压了十年没人动过。”她从柜台后面搬出一只牛皮纸箱，纸箱上落了一层细密的灰，封条已经发黄变脆，轻轻一碰就碎了。
陆时衍接过纸箱。箱子比他想象的要沉。十年前的案卷，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来，带着一股陈旧的霉味和墨水的铁锈气息。他把箱子搬到旁边的阅览桌上，打开台灯，一份一份往外拿。
苏砚父亲的破产案，卷宗编号07812。原告方代理律师，正是他的导师。
第一份文件是起诉状。措辞精准，逻辑严密，每一条诉求都踩在法律的边线上，既不过界，又把对方所有退路都堵死。陆时衍读着那些句子，几乎能听见导师当年在法庭上念出这些文字时的语调——不急不缓，从容不迫，像在下棋，每一步都算到了终局。他读了二十年导师写的诉状，从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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