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尾没有署名，只用铅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那是父亲的习惯，每张便条的最后都会画一个笑脸，意思是“爸爸在笑”。
苏砚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十年了，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流过一滴眼泪。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投资人集体撤资，媒体铺天盖地地唱衰，她咬着牙把办公室的灯开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化好妆穿着高跟鞋出现在谈判桌上，笑容得体，逻辑严密，没有一个对手能从她的表情里读出一丝破绽。同行送了她一个外号——“铁皮人”。意思是她没有心。
但她有心。她的心就是那个生锈的铁盒子，里面装着一张全家福、一颗玻璃弹珠、一本余额五百二十一块三毛的存折，和一封永远不会寄出去的信。
只是她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过这个盒子。
现在陆时衍说要给她看一些东西。关于十年前的，关于她父亲的。他在电话里的语气和平时完全不同——平时陆时衍说话永远是精确的、克制的、带着律师特有的距离感，每一个字的轻重缓急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但刚才他在电话里说“你父亲的事”这五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她从未听过的东西。不是同情，同情这种东西太廉价了，她苏砚这辈子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也不是愤怒，愤怒对一个顶尖律师来说太低效了。是一种比同情更深、比愤怒更沉的、像是把自己也押了上去的郑重。
他把她的战争，变成了他的战争。
苏砚睁开眼睛，把信折好放回铁盒子，盖上盖子，锁回保险柜。然后她走到穿衣镜前，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口，把散落在肩上的头发拢到脑后扎成一个低马尾，又从化妆包里拿出一支口红，对着镜子仔细地涂上。那是她标志性的正红色，色号叫“不败”，是她在一次跨国收购案胜诉后自己取的名字。
涂完口红，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有点陌生。镜子里那个女人妆容精致、眼神锐利、下巴微微上扬，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节都在宣告“我不可战胜”。但在这层盔甲下面，那个十岁的、坐在餐桌前面看着父亲一口饭都吃不下去的小女孩，从来没有离开过。
她只是被锁进了保险柜里，和那个生锈的铁盒子一起，被密码和指纹封存了十年。
今天，有人要帮她打开那个保险柜。
苏砚拿起手机，给陆时衍发了一条消息，只有四个字——“地址发我”。
陆时衍几乎是秒回，发了一个律所的定位，又追了一条消息：“今天太晚了，你明天再过来也行。这些东西不会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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