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端起燕麦拿铁喝了一口。她喝得很慢，像是在用这个动作给自己争取组织语言的时间。
“你查得挺清楚的。”
“我只查了公开信息。”沈寒舟说，“不公开的那部分，我想听你自己说。”
咖啡厅里忽然安静下来。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方形光斑。光斑边缘切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把粗糙的纸面照得纤毫毕现。
薛紫英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久到沈寒舟以为她不会开口了。
“你有没有做过一种选择，”她终于说话了，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明明知道是错的，但不做不行？”
沈寒舟没有回答。
“我当初离开陆时衍，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了。”薛紫英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的杯沿，指尖在陶瓷边缘画着圈，“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不离开他，他在律师这一行就别想再往上走一步。那个人的能量有多大，我比谁都清楚。他是陆时衍的导师，也是我曾经的老板——他能捧你上天，也能让你一夜之间从律所合伙人变成连执业资格都被吊销的废人。”
“所以你选择走。”
“对，我选择走。走得干干净净，连分手都没当面说，只留了一封信。信上写的全是最俗套的借口——性格不合、人生规划不同、需要空间。每一个字都是假的，但每一句话他都信了。”薛紫英说着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没有半分笑意，全是苦的，像不小心嚼碎了一颗药片，“你知道陆时衍那个人，骄傲得很，从来不屑于纠缠。我提分手，他说好。然后就此别过，三年没有联系。”
沈寒舟沉默了片刻。
“那这次回来又是为什么？”
“因为钟国韬让我回来。”薛紫英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平静底下压着一层极薄的、随时会碎裂的坚硬，“他说案子到了关键阶段，需要有人在陆时衍身边，确保他不会倒向对面。我的任务是监视他、影响他、必要的时候误导他。”
“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薛紫英看着沈寒舟的眼睛，琥珀色的瞳孔里倒映着窗外的日光，亮得有些刺眼，“因为我需要一个理由回来。哪怕是脏的，也是一个理由。”
这句话落地之后，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咖啡厅的背景音乐放着一首很老的爵士乐，萨克斯风吹得懒洋洋的，像是在打盹的猫偶尔甩一下尾巴。吧台后面的咖啡师在洗杯子，水流冲刷不锈钢水槽的声音细细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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