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久违的智力激荡。在佛罗伦萨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专注于保存和防御；在这里，他可以重新思考、创造、连接。
离开时，马切约夫斯基说：“大学里有一群年轻学者，对‘世界知识史’感兴趣——不是欧洲中心的，是真正全球的。如果你愿意，可以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研讨小组。非官方，但大学容忍。”
“我会的。谢谢。”
接下来的几周，贡萨洛在克拉科夫建立了新的生活。他在大学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简单但足够；雅各布帮助他适应波兰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基础；他开始整理和续写自己的著作，现在有了新的视角：比较葡萄牙和波兰作为“边缘帝国”的经验，分析小国在大国压力下的生存策略。
同时，他通过灯塔网络的新渠道与家人保持联系。伊内斯从伦敦来信，描述了英格兰的复杂局面：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相对宗教宽容，但天主教徒仍受限制；出版业的活跃，但审查依然存在。她找到了一份档案馆助手的工作，同时在秘密翻译葡萄牙文献为英文。
“伦敦有很多流亡者，”她写道，“来自法国，荷兰，现在也有葡萄牙人。我们在形成新的网络，虽然分散，但相连。我想念你，但知道我们在做必要的事。”
莱拉从佛罗伦萨来信，情况更困难：美第奇家族正式颁布了新规，限制外国学者的公共活动。她的医学实践受到监督，但她通过私人网络继续工作。“我教了几个女学生，秘密地。她们渴望知识，就像我年轻时一样。有时我觉得，虽然环境压迫，但种子在更多地方发芽。”
而给贝亚特里斯的信最难写。克拉科夫到萨格里什的距离遥远，通信风险极高。贡萨洛使用最简短的加密信息，通过多条路径发送，希望至少有一条到达。
“在新地方安定。波兰相对自由。继续工作，思念你们。生存优先，希望永在。父亲。”
他不知道女儿是否能收到，但发送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坚持连接，坚持记忆，坚持爱。
1576年夏天，克拉科夫大学举办了“欧洲知识与全球探索”研讨会。名义上是学术活动，实际是各种“非正统”思想交流的平台。贡萨洛受邀发言，题目是“葡萄牙航海的两张面孔：征服与连接”。
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听众：有大学学者，有外国访客，有年轻学生，还有一些明显是教会人士——坐在后排，表情严肃。
“葡萄牙的小船队，”他开始，“在十五世纪末驶入未知海洋时，带着矛盾的使命：一方面是传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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