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毛边，封口处没有封，只是用一根白色的棉线绕了两圈。她把棉线解开，从里面抽出一叠文件，最上面是一份协议书的复印件，纸张已经微微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辨。
林微言看到了那份协议的标题——《关于沈砚舟先生与顾氏集团战略合作的补充协议（保密件）》。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九月。她和沈砚舟分手是五年前的八月。也就是说，这份协议是在他们分手后不到一个月签的。
“这份协议，沈砚舟从来没有给你看过。”顾晓曼说。这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没有。”
“他也不会给你看。因为他签这份协议的时候，附加了一个条件——协议内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违者赔偿三倍违约金。那个金额，是他当时全部身家的十倍。”
顾晓曼把协议翻开，指着其中一页的条款给林微言看。条款的措辞很复杂，法律关系层层嵌套，但核心意思很清楚：沈砚舟以个人身份担任顾氏集团的涉外法律顾问，为期三年，期间不得从事任何与顾氏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作为交换，顾氏集团同意向沈砚舟父亲提供全额医疗资助，包括但不限于手术费用、术后康复费用及后续五年内的所有复诊费用。
“他父亲当时需要做肝移植。”顾晓曼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与己无关的合同条款，但她的手指在协议边缘无意识地摩挲着，把纸的边角搓出了一个小小的卷，“手术费用很高，术后抗排异的药物更贵，而且需要长期服用。沈砚舟那时候刚执业没几年，他接的案子再多，也挣不出那笔钱。”
“他可以告诉我。”林微言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砂纸划过玻璃。
“他不能。”顾晓曼抬起头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同情，也不是愧疚，更像是一个旁观了全程的人终于有机会把真相说出来时的那种沉重，“因为他不只是需要钱。他还需要一张进入涉外商业法律圈的入场券。你知道他的专业方向是跨国商业诉讼，但你可能不知道，他父亲生病之前，他正在申请一家顶级涉外律所的合伙人职位。他需要业绩，需要资源，需要一个能让他在最短时间内积累足够资历的平台。”
“所以顾氏给了他这个平台。”
“对。而我父亲给他这个平台的条件，就是这份保密协议。”顾晓曼翻到协议的最后一页，签名栏里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沈砚舟的，笔迹很用力，力透纸背，在纸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的痕迹。另一个签名是顾晓曼的父亲，旁边还盖着顾氏集团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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