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各部兵卒，特别是凉州军兵卒的变化，皇甫嵩自然有所察觉，一番思索，其第一时间，派人招来伏泉，商讨安抚事宜。
接到传令，伏泉当然也是猜出几分皇甫嵩传召自己的用意，他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当即喊了身边数人一同前往皇甫嵩所在的下曲阳县县署。
只是，伏泉的心中，也是有几分揣测，按理这安抚诸军，皇甫嵩一人前去就可以了，以他如今槐里侯、冀州牧的声望，诸将肯定更信服他才对，自己这个副将虽然有着战功和资历，但是其实去了也插不上什么话。
前番自从皇甫嵩被朝廷封为冀州牧后，因为天下各地抽调而来的汉军，尚未封赏，依旧云集下曲阳县城，其本人也未往冀州刺史部的治所邺城，而是一直呆在下曲阳县城处理州内公务。
这也苦了下曲阳县城内的一众官吏，州郡最高长官在这，他们这些刚刚在汉军平定太平道黄巾蛾贼后，才被选拔来下曲阳县城上任的官吏，自然不敢大意，对皇甫嵩照顾周到之极，生怕惹怒了这位大汉名将的直属长官。
后世很多人会曲解州牧制度，甚至传出了刘宏允许刘焉重开州牧制度，造成了汉末诸侯混战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错误的。
州牧制度自古有之，其名自前汉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时，便已有之，此为汉代州牧之设的开始。当时丞相高陵侯翟方进以为：《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奏罢刺史，改制州牧。
其后至哀帝建平二年时，阳乡侯朱博在为御史大夫时，仍奏复刺史，因此复改为刺史，到了元寿二年后，又复为州牧，王莽时也依旧置州牧，期间州牧制度一直沿用到本朝光武帝建武十八年。
光武帝刘秀因为天下已定，需要削弱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减少州郡长官权利已成必然，故而下令“罢州牧，置刺史”。但刘秀依旧置刺史十二人，其制比西汉稍异，不过从称谓上又恢复了西汉武帝时的叫法，直到如今，平定太平道后，大汉又重复有州牧之设。
此时虽然大汉依旧使用刺史之位，但并不是说不置州牧，一般而言，非重大特殊情况，朝廷依旧会用刺史之位治理一州。然而，太平道黄巾蛾贼祸乱天下，差点覆灭大汉的江山社稷，冀州为太平道谋反主谋张角三兄弟的大本营，若以刺史之职治理冀州，明显欠缺力度，因此此时皇甫嵩便因时而宜，被大汉朝廷授予了冀州牧之职。
至于以后刘焉建议开设州牧，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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