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内乱业已平定，根据《天津条约》之明文，日清两国所派兵员应各自撤回。。且两国驻兵朝鲜，亦有引起他国出兵之虑。因此，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 徐用仪:“如是，无误。” 奕劻:“接到贵政府对我政府意见之回电后，望速报知。”
在这两次会谈中，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转变立场的，其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 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内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其中，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还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到此终于落空。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对俄国的干涉抱有很大幻想，故在军事上仍不积极准备。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丁汝昌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七月初，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在此以前，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不久，汉城即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鸟圭介听说后，异常惊慌，准备制止，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及到七月十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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