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
七月十五日，即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十六日，中枢诸王大臣会议。会议间，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会后，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
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在朝廷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此时，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縻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倘该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约，，即以一战，挫其凶锋。”礼部右侍郎志悦亦上疏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扰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井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全凭口舌折冲，虽俄，英各使逞辩苏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翰林院修撰张謇则上书翁同龢，为“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的情况担忧，提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这些议论，多是批评前此已失机宜，应为亡羊补牢之计，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
那末，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事实上，此时，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绕一，除翁同龢、李鸿藻外，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并无主战的决心。
如此首鼠两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甲午之战中，如何不败?
何绍明狠狠地将手中的电文揉做一团，而后猛力地掷了出去，纸团划过抛物线，而后落入院中的水缸内，激起一片水花。心中暗暗念道:“这次，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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