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国中庶民百姓，唯农耕最苦，一丁日夜耕作，不过数十亩，养数口之家，风调雨顺之时，不过温饱，一旦有灾，全家衣食无着。好不容易农闲，又需参加劳役。而商贾之人，往来贩卖，低进高出，转瞬就是一倍乃至数倍之利，所或之丰远在农人之上。重农抑末，尚且人人思弃农而为商贾，何况二者并重？
二者并重，即是轻农，国家之基，必然不稳。
宾客之中，争执很激烈，做主的姬丹很头痛。
关于中国重农之策的利弊，历代多有论述，都认为民以食为天，农耕乃是国家的根基，故而自秦以下两千多年，各朝各代，都是以农立国，每当一个王朝稳定下来，最先执行的就是重农之策，也往往通过农业的恢复，快速到达王朝的繁荣和稳定。
重农之策，并非只是一句话而已，而是伴随着土地分配的调整和开垦的进行，以秦国为例，重农，首先是授田制的实行，通过授田，使得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力量，而这一主体力量的强弱，又成为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力量。
作为小农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家庭，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成为社会的组成单位，赋税的征集，兵役的征集，都是依附在重农之后所配属的户籍制度上。
在经历一个动乱的年代之后，往往由于人口的减少，大地主等上层阶级的衰败，为新的帝国和王朝进行土地的再次分配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分配中，土地的富裕和相对的平均，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小农经济的产生，进而快速的达到产出的相对富足和整个社会供应的增加。而让整个帝国进入一个繁荣期。
比如汉帝国建立之后，在高祖刘邦削平异姓诸侯之后，文帝、景帝行黄老之道，减少兵役劳役的征集，使得农业快速恢复，粮食生产达到了极大的丰富，根据测算，在汉代初期，人均粮食的供应水平远超过现代一倍以上，文景之治的最大的标志，就是仓储丰满，竟然导致了由于储存的时间太久，粮食腐烂在仓，穿钱的绳子烂掉，钱拎不起来的现象。
再如著名的贞观之治，也是在大唐帝国实行均田制、府兵制之后，短短十几年间，农业极大规模的恢复，物产丰盈，竟然到了每斗米不过三四钱的地步。全国数千万人口，一年的死刑犯人不过才二十九人。
但是，重农政策的另一面，则是在中国的百姓当中，随着重农观念传导，土地被当做了最根本的资产，追求土地的增加，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孜孜不舍的目标，每次帝国的繁荣，经济的发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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