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维要比十一娘稍晚一步得知太后将要广设官窑的消息，此时正觉“如有神助”，将那页薄薄的信纸交给心腹、谋士传阅，就忍不住抚须而笑：“又是增兵，又是设窑，我倒要看看，薛绚之还有什么办法平息民愤，这两件事，万一任何闪失，他又该怎么承担太后怒火？只怕那所谓新政还没制定出细则，咱们这位薛少尹，便要被扣审问责，押返长安了！”
“可是薛绚之被问罪，这增兵等事，岂不是又要让世父负责？”毛趋颇为担忧。
那郭居安却老神在在：“不仅薛绚之，晋王毫无作为，太后怕是再也信不过他这太原牧，届时府尹再上谏书，恳请太后允准蜀王赴太原主持大局，有蜀王坐镇，又有毛府尹鼎力相助，不过是增兵、设窑而已，不会伤及显贵利益，纵然民怨沸腾，也不足为虑，民众无论何时，也只能屈服于官府。”
“对，只要将所有责任推向新政，坚称是因新政才导致人心惶惶，所有过错便由晋王与薛绚之承担。”一个党羽也附和道。
“只是咱们既定之策，还是要照旧施行，不能给予薛绚之喘息机会。”毛趋这些年来，一直对挫折邵广之事耿耿于怀，鉴于陆离是邵广死党，“于公于私”都恨不能将他置之死地。
毛维便看向另一个心腹太原令于墉：“宜早不宜迟，速速安排吧，说不定不过几日，广设官窑之诏令便要下达了。”
与京城分为长安、万年二县治理类同，晋阳城其实也分为晋阳、太原二县，这两个县令当然都是毛维心腹，晋阳令毛趋便不说了，太原令于墉，那也称得上毛维死忠。
毛维任大理寺卿时，于墉便是他下属，后来得到携升，任万年令，哪知道运气不好，遇着了刘玄清一案，太后为了摘清自己，将据律公审的功劳交给了兄长韦元平，于墉这万年令因为办案不力，背着黑锅被贬迁了。
更加倒霉的是他被贬迁之地，恰好便是渔阳，姚潜丢了山海关，一路溃逃，于墉只好跟着姚潜一块溃逃，虽说他没有因此被朝廷治罪，但想要凭借“政绩”东山再起的计划显然泡汤。
还是毛维没有忘记旧属，罢相至太原后，运用旧时人脉，废了不少力气才把于墉调任太原令。
但于墉这时却并不为深得上官信任而欢欣鼓舞，实在因为上回的“黑锅”经历，让他记忆犹新，要说毛府尹这初步计划，也不是非他不可，例如晋阳令毛趋便足以担任，可这冲锋陷阵的风险活，偏偏又落在了他的身上，倘若一切顺利，当然皆大欢喜，可要是又有变故呢？于墉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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