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办法是，提高这些包税商的税收额度，如果不同意的，就取消他们的包税权。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将大量小封建主的包税权转给了一些富商，这些富商比封建主更加狠辣，压榨的方式更加高效，他们向东印度公司多交的税收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而且他们还能因此致富。由于这些包税商的权力来源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很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基层的可靠爪牙。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话来说，是培植起了一个地主阶级，作为殖民政权的支柱。
亨利皮特打算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提高包税额度，将包税权授权给富商，在借新扶持起来的这些富商，来统治殖民地；但这些中国文官反对，他们要求轻徭薄赋，并跟当地土地阶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说白了这些文官是希望通过跟旧势力分享权力，来进行统治。
结果就是，很快这些跟当地统治阶层同样信仰的文人，得到了当地传统豪强的支持，这些传统豪强甚至将这些中国文官当作他们对抗公司的后盾。
亨利皮特十分气恼，写信请求周琅把这些人调回去，周琅是个商人，他也很倾向东印度公司那一套培养新的傀儡，取代旧势力的做法，这样做确实很好，印度人怀念了英国人几辈子，可不就是有这些英国扶持的买办存在吗，同样的道理，估计香港的某些势力，也就这么回事。
可是这些中国文官的办法稳妥，还是英国人的办法能够建立更长久有效的统治呢？
最终让周琅做出决定的是，他知道英国人最后还是走了，而中国来来回回换了那么多皇帝，统治乡村的还是那些地主。英国人的统治，可以让他们养熟的狗腿子们怀念他们，歌颂他们，但不足以从文化层面留下永恒的印迹，这毕竟是强行将一个商业文明管理方式，塞进一个农耕文明中。
而周琅派去的文官，则是试图将中国的乡村模式，跟印度的土地阶层对接。
作为文明的输出，他选择支持这些人。
他回信告诉亨利皮特，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应该从长远考虑，如果一味效仿东印度公司的模式，也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而无法成为出色的开创者。他鼓励亨利皮特用开创的方式超越英国东印度公司，激起亨利皮特的好胜心。
同时告诉对方，以两年为限，如果这些人对农村的管理，两年内都无法产生良好的效果的话，就召回这些人。至于由于他们减免税负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周琅将采用给中国东印度公司退税的方式来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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