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广州一口通商，误伤甚至致人死命，在大清律中其实并不会判死刑，可如果洋人打死了人，不管怎么死的，都会提出要洋人偿命的要求。
至于打板子那更是稀松平常，从明朝开始，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点跟中国百姓起了冲突，香山县县令找不到凶手就会直接把葡萄牙人的总督抓起来，打一顿板子。当时的葡萄牙总督在西方人面前总是摆着一副高傲的态度，极力将自己包装成葡萄牙中国总督，挨完板子，然后偷偷回去继续摆谱，反正西方人也不知道。
这些司法程序让洋人非常恐惧，而且还无法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本地的讼师敢帮洋人打官司是会惹麻烦的，所以洋人已经多次提出抗议，希望谋取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可是这时候不是清末，这种对本国司法权的侵犯，是无法接受了。
改革也很难，如果周琅以洋人的抗议为理由进行改革，恐怕会适得其反。
就好像美国不会因为朝鲜人的批评而更改本国的制度一样，此时的中国官员，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对自己的国家极为自豪，告诉百姓们说，洋人的司法程序如何如何人性，洋人的司法体系如何如何严密，根本没人会接受。
这就是周琅这个改革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
而且这个困境越走越深，国家发展的越好，就越是找不到改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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