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中心事件后的第三天,生活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
秦昼开始履行他“共同修改医疗方案”的承诺。每天晚饭后,我们会花一小时讨论那些条款——他称之为“医疗方案协商会”。
“姐姐看这一条,”他指着屏幕上的“年度全面体检项目”,“我建议增加心脏核磁共振,因为家族史显示……”
“我外公是七十岁才有的心脏病。”我打断他,“我现在做这个太早了。”
“但早期预防很重要。”秦昼坚持,“而且检查无创,没有风险。”
“但有辐射,而且没必要。”我说,“改成五年一次。”
秦昼咬了咬嘴唇,最后点头:“好,听姐姐的。但如果有任何胸闷症状,要随时做。”
他在学习妥协。
虽然每一步都很艰难,像在拔自己的牙,但他确实在尝试。
我也在尝试。
尝试接受他的“关心”,同时守住边界。
尝试在“被规划”和“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种平衡很脆弱,像在刀尖上跳舞。
但我们都在努力。
直到那个夜晚。
那晚我做了个梦。
梦回大学时代。我在图书馆赶论文,窗外下着雨。陈默——我大学时的男友,不是秦昼的特助——坐在我对面,安静地看书。偶尔抬头,对我笑笑。
梦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翻书声。
然后陈默说:“晚意,你要不要喝咖啡?我去买。”
我说:“好。”
他说:“等我回来。”
然后他起身离开。
我看着他走出图书馆,走进雨里。
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时,卧室里一片漆黑。夜光时钟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
然后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动静。
不是脚步声,是……呼吸声?
很轻,很近,就在门外。
我坐起来,轻声问:“秦昼?”
门被推开了。
秦昼站在门口,穿着深色睡衣,头发凌乱,脸色在走廊夜灯下白得吓人。
他没有进来,就那样站在门口,看着我。
眼神空洞得可怕。
“怎么了?”我问。
秦昼没说话。他走进来,关上门,然后走到我床边,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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