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推到陆时衍面前。
“打开看看。”
陆时衍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病号服,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手腕上缠着绷带。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苏建民,摄于2004年3月17日,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建民。苏砚的父亲。
“这张照片是苏建民自杀未遂的第二天,我偷偷去拍的。”贺铭远的声音忽然变得沙哑起来,“我去医院不是去看他,是去确认——确认他还活着。因为如果他死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捂不住了。”
陆时衍握着照片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他见过无数的证据,看过无数的卷宗,但没有一份像这张照片一样让他觉得烫手。因为照片背面那一行字的笔迹他太熟悉了,是贺铭远的手书,连收笔时那个微微上挑的弧度都一样——但这次那个弧度不是落在法律意见书的落款上,而是落在一个被逼到自杀的人的照片背面。
“之后的二十年,我每年都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次。”贺铭远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眼神空洞,“每次看完我都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第二年我又会接新的活,写新的方案,算计新的人。时衍,你有没有算过,一个律师一旦开始出卖自己的专业,他能卖多少次?”
“无数次。”陆时衍说。
“对,无数次。因为每个案子都不一样,每次都有新的理由可以说服自己——这次情况特殊,这次对方本来就有问题,这次我不做也有别人做。理由永远比底线多。”
陆时衍把照片放回信封里,动作很轻,像是在安放一件易碎品。他抬起头看着贺铭远,问了一个他想了很久才决定要问的问题:“薛紫英当年离开我,进你的律所,是你安排的?”
“是。”贺铭远没有否认,“我需要一个人在你身边,能随时知道你查到了哪一步。薛紫英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欠我人情,而且她确实对你有愧疚。愧疚这种东西,比忠心好使。”
“她在柏林传给苏砚的那些文件,你知道?”
“知道。我现在能坐在这里跟你喝酒,就是因为她传了那些文件。如果她没有传,我可能还会继续装下去。”贺铭远端起茶几上那半杯浓茶,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你知道我为什么没阻止她吗?”
陆时衍没有回答,他在等。
“因为那天我看见她看你的眼神,跟我二十年前看苏建民的眼神一模一样。”贺铭远把茶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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