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丫的刚才那句话,比你打了三天三夜官司说过的所有话都管用。”
陆时衍没接话,只是伸手把她的手握住,握得很轻,拇指在她手背上慢慢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有点像**。
但苏砚觉得,更像一个刚刚起笔的逗号。
她忽然想起薛紫英在飞机起飞前发来的最后四个字,不是什么煽情的告别,也不是什么感慨万千的回顾,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苏总,打直球。”
苏砚在心里对那个正飞越太平洋的女人说了声谢谢。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扯住陆时衍的领带——那条该死的、永远系得一丝不苟的领带——把人拽到自己面前,在他还没来得及启动“讲道理”模式之前,直接把嘴唇覆了上去。
陆时衍的身体僵了一瞬,就像第一次上庭的新手律师被对方突然甩出一份意想不到的证据,本能地想要后退去找应对策略。但苏砚扯着他领带的力道没有松,他也不退了。他的手从她手背上抬起来,穿过她散落在肩头的头发,轻轻托住了她的后脑。
窗外的栀子花被晚风吹得一颤,几瓣白花轻轻落在窗台上。
薛紫英后来在多伦多收到苏砚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弯弯的,细细的,嵌在锁骨下面一点的位置,像一轮被压缩到极致的月牙。照片底下跟着一行字:
“旧伤疤上开出了一朵花。”
薛紫英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笑了。她坐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是陌生的多伦多天际线,桌上堆着刚接手的第一批案卷,全部都是华人社区的移民纠纷和劳工权益案件——案值不大,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每一件都是天大的事。
她拿起手机,回了一条消息。
“什么颜色的花?”
苏砚的回复几乎是秒到。
“栀子花。白色的,很香。”
薛紫英把手机放下,重新翻开案卷。她读到第三页的时候,发现自己嘴角还挂着笑。
那笑意很浅,浅到像是冬天玻璃上被哈了一口气之后留下的那片薄雾。
但她知道,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在多伦多的这个下午,阳光正好,办公室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薛紫英拿起笔,在新案卷的封面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字收得很紧,像是一个终于学会跟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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