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岗位编号’与‘功德流量指标’。每一岗位编号对应一个独立的功德流量指标，系统在年度结算周期结束时将两者的累计数值做自动比对。”——与他在五号门年轮数据中看到的功德流量记录与编制配额之间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戊寅年的系统初始设计就是公摊机制的技术载体，它把人事编制和功德流量做了一次结构绑定，使两者之间形成了“固定比例差额”的计算基础。
他合上附件乙，坐回桌前，把过去三份会议纪要中的调整议题与戊寅年系统设计做了逐条对比。他发现绝大部分“待核实”的调整建议，都可以追溯到戊寅年绑定方案中的一个技术限制——系统只支持“增量”调整（增加编制），不支持“减量”调整（减少编制）。如果要减少某个部门的编制，系统需要经历一次完整的“反绑定”流程，而该流程在戊寅年的方案中没有被明确定义。也就是说从系统设计的层面来看，这个系统中的编制减少原本就是一个流程缺失的操作，未被明确定义。因此绝大部分调整建议都卡在“待核实”状态，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在不重新绑定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完成局部减量操作。
“戊寅年的系统设计没有定义减量操作流程。”他对赵常喜说，“所以这几十年来编制优化办的大部分调整建议都停在‘待核实’阶段——不是不执行，是没有执行减量操作的流程定义。”
赵常喜微微皱眉。“那这些纪要中的‘待核实’结论——不是因为数据不足，而是因为流程缺失？”
“对。数据是够的，但系统没有定义‘如何把编减少’的路径。任何减量操作一旦被提出，就会触发系统的结构性问题。所以纪要上的结论永远是‘待核实’，让申请方自己去寻找解决办法。”
赵常喜沉默了片刻，然后把手里的玉简放下。“如果你在方案里写了‘编制错位修复需要重新定义戊寅年系统中的减量操作流程’——这条建议本身可能会触发编制优化办内部的阻力，因为重新定义系统流程需要系统层面的全面重审。”
“但如果你不写，编制错位修复就永远停留在‘待核实’状态。”
赵常喜靠进椅背。“你给我看的方案里，有没有提到戊寅年系统设计的这个结构性限制？”
“目前没有。但修改版会在第二部分的‘系统层面制约因素’一节加上这个内容。”
赵常喜略微点头。“那你的方案可能会被编委会的人认为太激进。”
“太激进的方案，如果数据支撑完整，会在技术层面上变成‘难以忽视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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