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玉封平刚夫人，范增这边被燕王任为亚卿，太子门下都是喜气洋洋，连续欢饮数日。
范增既为亚卿，自然不能再待在太子门下，故而燕王赐了范增一所大宅，就在宫外不远，和太傅鞠武府邸相比邻。
范增的家眷，早就来到了燕国，姬丹怕范增无人可用，遂自太子门下拨了五十僮仆和二十个女侍，送给范增使用。
范增新官上任，跟着鞠武熟悉政务，倒是忙碌的很，姬丹这里，汇合门下众人，集众人所长，参各国之用，详细商议逐项变法之道，以便缮写成文交给范增以备使用。
这争论最大的，就是重农耕还是农耕和工商并重的问题。
重农耕有重农耕的道理，所谓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国家要富强，基础就是必须能拿的出足够的食物来供给百姓和军队。没有那一个诸侯，在百姓和军队都饿着肚子的时候，还能称雄于天下的。
国家的粮食，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是靠庶民经过艰苦的劳作，一粒一粒的从地里收上来。庶民的耕作，就是为国家效力的过程，因此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鼓励农耕，多一人耕作，国家就多一份产出，少一人耕作，国家不但是少了一份粮食产出，还多一个人吃饭对粮食的消耗，因此，大多数宾客建议，以农耕为本，以工商为末，重本抑末。以求发展。
这种政策的优越性，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那就是秦国，自从商君在秦变法以来，虽然后来商君惨死，但秦国历代君主，均奉耕战为国策，百余年来，已经雄强于诸侯。可见重农耕，绝对是强国之本。
但也有人反对，道是农耕虽为国家根基，但工商也不可偏废，无农不稳，无商则不富，农家耕作纺织，也需互通有无，比如食盐，家家非用不可，如果没有商贩，长途贩运，则百姓如何得以食用？况农户耕作，镰、锄、稆之类，非工无以制造，非商无处可买，可见工商之徒，也是国家必须，决不可强行抑制。
况且当初商君变法之时，秦人所居，不过是关中一隅，一心农耕，足以快速积累国力，但如今秦人纵跨十余郡，川中巴蜀，上地太原，出产各有不同，工商之类虽然为人所轻，国家亦常以罪人视之，但毕竟也是蓬勃而起，可见强行抑制并无大效，我大燕，南自赵齐，东至辽东，或有游牧之畜，或有鱼盐之利，或有耕种之丰，正可擅用商贾，以通有无，何必效秦之故智。
提倡重视农耕之人，也承认商贾交流有无，实属必要，但对于工商与农耕并重，仍是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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