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乔又开口了,语气忽然变得有点犹豫,“下午约的那个当事人,您真要亲自去吗?我听说他住的那片区域治安不太好,要不我陪您一起?”
“不用。”薛紫英摇了摇头,“你在所里等着就行,有急事我会打电话。”
小乔“哦”了一声,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办公室。
薛紫英继续看着雨。
下午这个当事人是她主动找上门的。准确地说,是她在翻看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旧档案时发现的。案子本身不大——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姓赵,在本地一家华人开的食品加工厂干了七年,去年查出尘肺早期,老板二话不说把他开除了,一分钱赔偿没有。
老赵不会英语,不懂加拿大的劳工法,连法律援助中心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去年冬天他在唐人街的一家超市门口蹲了三天,见着华人面孔就问“你认识律师吗”,问到第四天,被超市保安赶走了。
薛紫英在档案里看到这段记录的时候,对着那几行字发了好一会儿呆。
她把老赵的资料调出来反复看了三遍,然后跟小乔说:“帮我约这个人,就说我们不收钱。”
小乔当时愣了一下,“薛律师,我们所还没接过这种案子,而且这种案子打下来少说也得半年,费用——”
“费用我来垫。”薛紫英打断她,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
小乔张了张嘴,大概是想起之前闲聊时听薛紫英提过,这位新老板来多伦多之前在跨国大律所干过合伙人,赚的钱足够她在多伦多市中心买套公寓。于是小乔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乖乖去约人了。
薛紫英其实算过这笔账。给老赵打这个官司,至少要投入半年的时间,期间能接的商业案件会少一半,律所的收入会很难看。但她想起自己在飞机上跟苏砚说的那句话——“多做点好事,少做点亏心事”。话说出去了,总不能只当口号喊。
老赵的住处离市中心很远,薛紫英倒了三趟地铁又换了一趟公交,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的。这片区域属于多伦多比较老的工业区,街道两旁全是低矮的红砖厂房和仓库,偶尔夹着几栋灰扑扑的居民楼。路边停着的车大多锈迹斑斑,有些车窗破了没修,用黑色垃圾袋蒙着。
她找到地址上的那栋楼,爬上三楼,敲了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苍老的脸。那张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发白。但最让薛紫英心里一沉的,是他脖子上挂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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