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把借条翻过去,背面有陈叔的字——“不急,有了再说。”五个字,陈叔写的,字迹她很熟。陈叔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他的字总有温度,像冬天巷口卖烤红薯的老头,掀开铁桶盖子时冒出来的那股热气。
她把借条放在旁边,和沈砚舟签的那份协议并排摆着。
一个借条上写的是“不急,有了再说”。
一个协议上签的是五年的自由。
两张纸同样泛黄,同样压了五年。一个轻得像羽毛,一个重得像山。但放在一起看,林微言忽然觉得,它们好像都在说同一件事。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翻。最后几张是沈砚舟写给她,但从未寄出的信。
信没有放进信封,只是折了三折,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老化了,轻轻一碰就断成了两截。她把信打开,第一页的第一行字就让她整个人定在了椅子上。
“微言: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也不知道这封信该不该写。写给你的每一句话,写完又想划掉。但有些话不说,我怕以后没机会说了。”
信写了三页纸,有些地方有洇开的痕迹,不是眼泪,是水渍。纸页皱巴巴的,像是在什么地方被雨淋过。沈砚舟的字一向工整,但在这三页信里,他的字迹时而紧时而松,有一段的笔迹特别用力,把纸都戳出了几个小洞。
林微言一字一句地读过去,读到第三页的最后一段时,她的睫毛动了动。
“我走的那天,你站在巷口,穿一件灰色的毛衣,领口大了一圈。我当时想,这件毛衣是不是我买给你的那一件。我买的那件领口是合适的,你那件大了,应该不是我买的。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从来没给你买过毛衣。”
她合上信。
不是读完了,是不敢再读了。再读下去,她怕自己会在这个咖啡厅里失态。她把信重新叠好,把断掉的橡皮筋小心地收在信封旁边,然后把所有的文件按照原来的顺序理整齐,放回信封。
“看完了?”顾晓曼问。
林微言点了点头,声音有点涩,但她没让情绪溢出来。她端起面前的热牛奶喝了一口,牛奶已经凉透了,又甜又腻,喝下去嗓子很不舒服。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他当年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分手?”
顾晓曼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阳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侧脸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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